东西问丨辛旭：“儿童史”研究意义何在？

　　中新社北京6月1日电 题：“儿童史”研究意义何在？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

　　作者 刘洋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全世界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一天为儿童庆祝节日。“六一”儿童节成立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儿童优先”原则指的是什么？研究儿童史的意义是什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六一”国际儿童节成立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在中国是如何发展建立的？

　　辛旭：“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历史背景与二战期间发生在捷克利迪策村的大屠杀有关。1942年6月，为报复利迪策村村民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暗杀行动，德国法西斯对利迪策村实施屠杀。

　　此次屠杀中，纳粹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以“是否对社会有用”将村里的儿童分类，挑选出部分儿童进行德国化教育，少数被认为血统纯正的孩子被交给了党卫军家庭，剩下的孩子被毒气毒死。

　　1949年11月，为悼念利迪策村和世界上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并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不过，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儿童节定在6月1日。冷战时期的东德将6月1日定为儿童节，西德定在9月20日。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9月20日被官方设立为儿童节，但前东德地区仍保留着6月1日庆祝儿童节的传统。

　　中国的儿童节则经历了从“四四”儿童节到“六一”儿童节的变迁。

　　1925年8月，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举行第一次大会，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倡议各国定一个儿童节日。这个倡议得到世界不少国家的响应，中国官方也曾定4月4日为儿童节。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代替“四四”儿童节。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宣布废除旧的“四四”儿童节，规定新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了《关于庆祝“六一”儿童节的通告》。

　　中新社记者：“儿童优先”原则是如何提出的？具体指什么？

　　辛旭：在国际法律事务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规定“儿童优先”。“儿童优先”一词来自“妇女儿童优先”这句话。它的最早记录见于1840年5月的《波士顿信使报》。

　　当时，美国邮船“波兰号”从纽约前往勒阿弗尔途中遭遇雷击后发生火灾。在逃生时，有人提出“先照顾好妇女和孩子”。记者J.H.白金汉将这一幕记录并发表，该文被不断转载从而使“妇女儿童优先”这一说法流传。

　　1912年，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失事。由于当时逃生资源配置不足，人们面临道德困境，“妇女儿童优先”在争论中被确立。

　　今天我们理解的“儿童优先”的明确表述其实是“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它来自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虽未明确出现“儿童优先”这一规定，但《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到，“回顾《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及《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确认世界各国都有生活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儿童，对这些儿童需要给予特别的照顾”。这一表述可视为理解“儿童优先”原则的说明，它奠定了追求儿童福祉道路上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990年9月29日至30日，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

　　在上述公约和宣言的指导性原则基础上，各缔约国依据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不同制定相关法律条例，比如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中新社记者：国际学界对“儿童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现代学者更关注哪些问题？对“儿童史”研究的意义何在？

　　辛旭：我们一般认为对儿童史的研究发轫于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es)。阿利埃斯于1960年出版的法文著作《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英译本名《儿童的世纪》)，被公认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该研究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同时特别关注到这一领域中的“最小”构成因素“儿童”。

　　第一代儿童史家还包括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和劳合·德莫斯(Lloyd deMause)等。劳伦·斯通开启的“情感个人主义”论断、德莫斯的心理史学研究路径从观念和方法上推动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第二代儿童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发现真实儿童”。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发现过去年代儿童的成长经历、亲子关系、真实的生活经验等。从此前对“儿童本性”的关注，转变为关注“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同时，更加关注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因素，强调从意义角度阐释历史。

　　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儿童史的研究更为丰富和多样化，这也代表着研究迈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相关著作非常多，研究对象的区域更广阔，不再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

　　同时，第三代以后的儿童史研究与各种新型理论结合得更为密切，譬如后殖民主义性别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研究也从过去对儿童的关照转向了将儿童和年龄等视作分析的范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少女研究”。这种变化的出现，除了得益于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广泛开展，更来自于儿童史家对年龄的持续深入思考。少女研究的出现，代表着史家迈出成人中心视角，对于年龄的意义有了更为敏锐的意识。

　　这也折射出现代学者更关心的问题，即，如何摆脱成人中心视角，让“儿童”不仅是被研究的客体，还要成为研究的主体，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儿童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在各国的历史文化情景中理解儿童与童年的性质及其变迁过程，追求符合自身历史需求的儿童福祉。这也是儿童史家在儿童研究中所应体现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不同历史阶段的儿童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在儿童的成长教育阶段中，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辛旭：在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历史阶段下，儿童面临的问题都不太一样。笼统来讲，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儿童如何生存，儿童是否能够吃饱、穿暖，不因诸如战争等因素而使生存受到威胁；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接受教育，儿童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192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到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生存权和受教育权的保障一直作为基本条件被提及，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完善。各国也通过颁布和不断完善法律条例来保障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和青少年享有与成人相同的普遍人权，并且具有自身的特殊需求。公约认可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这不仅意味着儿童拥有自己的权利，也表明儿童承担着与其年龄和心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

　　我认为，儿童在成长中被倾注了太多期待后，常常面临着心理焦虑却无法言说，这是需要去正视和疏导的。我们需要去关注儿童的心理动向，倾听他们的声音，与他们良好地沟通。

　　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和儿童谈爱和失去。爱的教育是让儿童在感受到丰沛的爱意之外，具有同理心，向外界释放友爱和善意，对不同群体展示包容。关于失去的教育和生死教育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觉得目前，如何和儿童谈论死亡仍然是一个挑战。

　　中新社记者：如何在海外华人儿童的成长教育中做好中华文化传承？

　　辛旭：我在海外注意到，很多华人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语言班或者中华才艺兴趣班学习。但这只是第一步。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不能流于形式，我们要让孩子建立起中文的思维模式，锻炼语言运用能力和联想能力。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在英国的一个中文班里，老师布置了一项描写秋天的作业。很多华人孩子写的是秋天的美食，与秋天相关的古诗词和美景等却鲜少在他们的作业中见到。这让我感到惋惜。

　　语言是思想的家，我们的语言表达着自身思想的疆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孩子感受中文和传统文化的美，让孩子学习古典诗词，丰富词汇和语料库，锤炼语言，提高文化审美的能力，这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步。(完)

　　受访者简介：

　　辛旭，历史学博士、儿童史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爱丁堡大学博士后。曾专研意大利文艺复兴与西方文化史，现致力于妇女史、儿童史、知识史等领域的综合研究；致力于将基础理论研究与知识普及的日常实践相结合，并特别关注妇女儿童权益问题。